合同条款模糊不清 判断损耗成糊涂账：房屋退租定损谁说了算

反过来，刑法处罚中立帮助行为，是对法益的一种保护。

例如，一个有盗窃前科但已经改邪归正的人无法在五金店买到螺丝刀，一个外形酷似抢劫犯的人在搭乘出租车时很容易被出租车司机拒载，一个污染过环境的企业无法从上游企业那里买到生产的原材料，等等。而在中立的帮助行为场合，正犯知道帮助行为的存在，只不过不知道帮助者的帮助故意。

通过这一司法解释，网络连接服务商的审查任务得以大幅减轻。由此可见，考察刑罚目的的合理性和刑罚的有效性，旨在考察刑罚的绝对收益。其预期收益是来自犯罪行为的各种不同的有形（在金钱获得型犯罪中）或无形（在所谓的情欲型犯罪中）的满足。中立的帮助行为属于片面的帮助犯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关于中立帮助行为是否可罚以及如何划定其处罚边界，目前学界还存在激烈的争议。

其背后的道理就在于，刑法处罚五金店主的成本很高，而刑法处罚家庭主妇的成本较低。上文在分析刑法处罚业务性中立帮助行为对被帮助者的负面影响时指出，刑法处罚业务性中立帮助行为，不仅会限制乃至剥夺有误判风险的被帮助者通过交易来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或服务的机会，从而给其生活或生产带来极大的不便。相对于有误判风险的被帮助者，无误判风险的被帮助者要幸运得多。

上文已析，根据我国刑法总则和分则的相关规定可以推导出，我国刑法要求帮助犯和正犯之间原则上应当具有犯意联络。其中，网络服务商的预期成本与法定刑的设置密切相关。由此可见，法益保护原则的功能主要是解构性的，而非建构性的。刑法处罚业务性的中立帮助行为对帮助者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减少交易机会和增加交易成本两个方面。

应当说，这种交易成本的增加对帮助者影响深远，令帮助者难以承担。一般而言，中立的帮助行为是指在具体的案件中客观上给他人的犯罪行为提供了帮助的日常生活行为或业务行为。

例如，五金店店主可以将螺丝刀置于自动售货柜中出售，这样就无需与购买螺丝刀的顾客进行任何交流，当然也就没有机会被动地知道对方的犯罪意图。或许有学者会提出质疑说，即便是在日常性的中立帮助行为的场合，帮助行为也不是绝对无偿的，它其实是一种以人情作为隐形对价的交易。例如，陈洪兵教授主张，考虑到自由保障与法益保护之间的权衡关系，应当全面否定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一方面，根据确定故意说，凡是基于不确定故意实施的中立帮助行为皆不可罚，但是这个结论可能过于绝对了。

而对于有促进犯罪意思的帮助者而言，刑罚的必要性较强。从本质上看，中立的帮助行为是否可罚的问题，是刑法应当将哪些行为规定为犯罪这一根本性问题在中立帮助行为上的具体体现。众所周知，处理利益权衡问题，不是法教义学的强项，而是法律经济学的强项。（4）惩罚无必要，即损害不需要惩罚便可加以防止或自己停止，亦即以较小的代价便可防止或停止。

只要在监管部门责令其采取改正措施时进行了改正，网络平台服务商便不会构成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如果行为人的行为符合经由信赖原则限缩后的注意义务，那么该行为符合社会相当性，或曰该行为所包含的风险属于法所容许的风险，自不待言。

（四）结论 根据上文的分析可知，刑法处罚业务性的中立帮助行为的成本很高，而刑法处罚日常性的中立帮助行为的成本较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欠缺犯罪意义上的关联。

一方面，上文已析，在刑法处罚业务性的中立帮助行为后，帮助者需要仔细甄别被帮助者是否具有犯罪意图，因而必然会增加单次交易所需花费的时间。实际上，只要肯定了刑罚目的的合理性和刑罚的有效性，就足以肯定刑罚有一定的收益。可以肯定的是，刑法处罚中立的帮助行为，一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正犯实施犯罪的机会并增加其犯罪的成本。本文认为，信赖原则本质上是一种限缩行为人的注意义务范围的理论。如果网络服务商与正犯具有犯意联络，那么其构成网络犯罪的帮助犯。本文认为，在正犯已经明确地将自己的犯罪计划告知帮助者的场合，帮助者依然向其提供帮助，实际上便以默示的形式与正犯达成了犯意联络，因而这种情形不属于中立的帮助行为。

一般而言，与审查一个陌生人有无犯罪意图相比，审查一个熟人有无犯罪意图要容易一些。例如，面包店的老板在明知顾客打算用面包投毒的情况下，应对方的要求为其特制适合于投毒杀人的面包，成立故意杀人罪的帮助犯。

关于信赖原则的法理依据即其何以成为排除行为不法的事由，学界存在社会相当性理论、容许性风险理论、风险分配理论等学说之争。也就是说，如果店主拒绝将刀卖给某甲，某甲便很难继续实施持刀伤人的行为，因而店主卖刀的行为具有不可替代性。

下面便按照成本一收益的分析思路对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展开分析。刑法处罚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并不会改变这一点。

也就是说，戴昕教授忽略了对刑法处罚自杀的成本的讨论。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这些增加的成本最后必然会转嫁到作为消费者的被帮助者身上，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只不过在法教义学的视野范围内，很难为这些结论找到充足的理论依据。首先来看刑罚目的的合理性。

而且，三个要素之间具有相互补强的作用。风险分配理论认为，在具体的案件中，避免法益受侵害的义务不应仅由行为人一方承担，而应由行为人和被害人共同承担。

另外，与陌生人之间的交易通常会直奔主题不同，熟人之间寻求帮助往往会先闲聊一会儿家常，以淡化双方行为的功利性。又如，出租车司机在决定是否载运乘客时，需要判断该乘客是否有乘坐出租车去目的地实施犯罪的意图。

《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第286条之一增设了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在《刑法》第287条之二增设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反之，如果正犯所侵犯的法益价值较小，而处罚中立帮助行为对潜在的帮助者的行为自由的制约程度较重，那么中立帮助行为就不可罚。

反过来，刑法处罚中立帮助行为，是对法益的一种保护。在意志因素层面，有学者主张，只有基于促进犯罪的意思亦即直接故意而实施的中立帮助行为才是可罚的，从而将基于间接故意而实施的中立帮助行为排除在处罚范围之外（以下简称直接故意说）。在刑法理论上，前一种情形被称为真正的片面帮助犯，后一种情形被称为不真正的片面帮助犯。其次来看刑法处罚日常性的中立帮助行为对无犯罪意图的被帮助者的负面影响。

借助犯罪意义上的关联这一要素，罗克辛将中立的帮助行为区分为直接指向犯罪行为的帮助行为和仅仅是为犯罪行为创造了条件的帮助行为两类，并将后一类帮助行为排除在处罚范围之外。不过，这一点对网络服务商的影响不大。

如果仅仅凭着网络服务商欠缺犯意联络的帮助行为也有有益于社会的一面，就径直得出其不能被处罚的结论，恐怕又过于武断了。因而在这里需要重点考察的是除了上述司法成本之外的其他成本。

例如，张伟教授认为，只有当帮助者在主观上明确地认识到正犯的犯罪计划并且其帮助行为在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正犯的犯罪行为时，才能将中立的帮助行为认定为犯罪。而且还会导致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大幅上涨，使无误判风险的被帮助者需要花费更多的钱才能买到相同的商品和服务。